

1930年5月初拂晓,前委驻地天还没亮配资客服是不是违法的呀,机要室的油灯却已亮成一片金黄。负责抄写文件的年轻女同志曾碧漪正发愁——密写报文需要干净纸张,可手边只剩几张粗草纸。此时,毛主席刚从外面踏进来,手里还拎着一壶凉茶。见她眉头紧锁,主席先问:“难题?”曾碧漪只得苦笑:“纸不够,怕耽误刻蜡板。”这才有了随后那场意味深长的“贪污”对话。
曾碧漪,南雄女子,1907年生。父母务农,却愿意借米供女儿读书。1923年考入广州甲种工业学校,耳濡目染新思潮,加入共青团。她的哥哥曾昭秀早已在粤赣边界组织农运,两兄妹一拍即合,投入革命。1928年地下体系被破坏,他们奔赴寻乌,靠山洞里办夜校、写标语,熬过了最危险的岁月。古柏在那时出现,他是县委书记,也是毛主席当年看好的青年骨干。革命伴侣在战火中确立婚约,婚礼简朴,却公开宣读“自由恋爱反买卖婚姻”的宣言,山里的百姓津津乐道。
红四军转战寻乌,毛主席每晚整理调查笔记,古柏做记录,曾碧漪就在旁边抄清。抄错一行,她习惯蘸墨一抹全涂,图个干净。一天深夜,她将一份整洁的清稿递给毛主席,主席翻了翻,忽然停住,抬头正色:“你贪污了。”屋里的人全愣住。主席抬手指向那几处浓墨覆盖的地方:“完全涂掉,看不出原文,这叫‘贪污文字’;记账要是这么改,一千变九百,岂不是侵吞?以后错字只打框,留痕可查。”众人这才明白主席所说的“贪污”是对工作方式的警示。简单一句,传开后竟成了前委里的流动教材。

1934年红军准备长征,主席把随行名额让给负伤指战员,交代曾碧漪留下照顾伤员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游击区被封锁,她双脚浮肿仍坚持转移,终因体力不支被捕。敌人未识其身份,她咬紧牙关,仅承认“普通女红军”。牢里缺水缺盐,她靠嚼树皮硬撑到1936年才获释。后来化名在韶关产院当护工,一边包扎难产妇女,一边递送情报。日子清苦,她却固守那句“打框留痕”的提醒——经手的地下文件,从不抹去任何原始标记。
1949年底,中央组织部一道急电抵达南雄:“曾姓护工,即刻赴京。”县里干部拿着电报赶到产院,曾碧漪心中一震,明白“毛大哥”没忘旧人。她拖着刚认回的二儿子古一民,沿山路北上。然而车辆在江西泰和翻落坡下,孩子当场身亡,她右腿粉碎性骨折。医护劝留,她却硬撑拐杖直奔北京。1950年4月,伤腿刚痊愈,就被接进丰泽园。毛主席握着她的手看了许久,只问一句:“还记得我那年说的‘贪污’吗?”曾碧漪点头:“那方法,至今还用。”

主席沉默片刻,叹息儿子的遇难,又提到自己家人的牺牲,说道:“革命总要付代价,别只盯着个人悲喜。”随后,他安排组织部协助寻找长子古忆民。几年努力,终于在瑞金一带找到孩子。1960年北戴河,十七岁的古忆民在海边遇到刚游完泳的主席,恭恭敬敬鞠躬。王稼祥介绍后,主席紧握少年的手:“找回来就好,好好读书。”
此后多年,曾碧漪隔三岔五进中南海。主席见了她,总爱打趣:“今天又来‘报账’?”二人便翻旧档、修订资料,一丝不苟。1976年9月9日,消息传来,她与儿子伏案无声。再过二十一年,1997年冬,曾碧漪在北京病逝,享年九十。整理遗物时,子女在抽屉里发现一本斑驳笔记,首页仍是熟悉的墨框修改痕迹,旁边抄着一句话——“工作留痕,做人清白”。这或许就是那场“贪污”提醒在她身上的最终落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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